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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伦理学名著二十七种

本书介绍了《共和国》、《尼各马可伦理学》、《沉思录》、《论义务》等世界上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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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
发布时间:2019-08-16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本书精要
  我们所描绘的城邦,是一座理想的家园,但在地上无处可寻。或许在天上建有这样一座庄园的典范,举凡看到它的人,都想成为那里的居民。至于它现在还是将来存在,都无关紧要。
  作为苏格拉底(公元前469-399)的学生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老师的柏拉图,生于第88届奥林匹克赛会期间,据说柏拉图的原名叫阿里司托克勒,体育老师见他肩膀“宽阔”就称他为柏拉图(宽阔之义)。从家谱来看,柏拉图出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从母亲的血统推算他是梭伦的第六代传人。柏拉图是伴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404)而成长起来的,他生活的时代也正是希腊古典文明发展的黄金时代。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雅典和斯巴达为夺取古希腊的领导权的战争,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两个联盟之间经历了27年的长久战事,致使希腊社会由繁荣开始走向衰落。苏格拉底以战士身份更是把这场战争的始末看得明明白白,而柏拉图本人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23岁,自然也就能以成熟的眼光目睹了这场战争的余波,并承受着这场战争带来的后果。随着战争的推进和雅典的失败,也暴露出希腊奴隶社会固有的全部矛盾,如奴隶与奴隶主之间,自由民各阶层(民主党与贵族党)间,两个同盟集团间,盟主国与同盟国间,这些矛盾加剧了古希腊的衰落。
  伴随着雅典的民主政治由盛转衰,在柏拉图仅师从苏格拉底七八年光景以后,他们的友谊就成为历史了。因为在公元前399年雅典宣判苏格拉底死刑,这是哲学和人类整个精神家园的灾难日。对于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28岁的青年哲学家来说,老师被为之无私奉献的政治社会处死,这个打击无疑是当头棒喝。而围绕着这事件前后,雅典的政治生活更是一片混乱,先是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接着“三十僭主”推翻了民主制度,仅存8个月的短命王朝又被卷土重来的民主政治推翻。但恰恰是这种民主制度让苏格拉底成为牺牲品。这件事与后来的耶酥受审一样,成为历史上第一桩冤案和后世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一连串事件使柏拉图由酷爱政治生活的前台归隐到哲学的幕后,尤其是“对苏格拉底的定罪,当即整个地破灭了他想在祖国传统的社会组织的基础上作一番政治改进的希望。”于是柏拉图在此后的三次(公元前388年、367或366、361年)西西里之行中,试图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在雅典以外的城邦中加以实施,在第一次西西里之行失败后,他回到雅典,在雅典西北角的阿卡德摩(Academus,后来英文的学院academy和学术academia二词就是由此而来)创立了以治学救国的学园。
  柏拉图继承了他的老师的思考方式,把关注的中心由自然科学、对象性客体、宇宙学、天文学转变到人、人类社会和城邦发展上来。关注城邦公民各种道德状况并积极设计理想城邦。他的努力至少在事实上反映出两个方面的困境和两种需求,第一个困境是整体性的公民道德水平是值得忧虑的。从而就引发了第一个需求:怎样的生活才是道德的生活和幸福的生活?第二个困境是城邦政治制度设计不能满足实际生活的需要,于是就有了第二个需求:什么样的城邦才是正义的?当苏格拉底关注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勇敢、虔诚、正义、节制等道德概念在他的视野之内,但城邦的正义、幸福还没有作为整体性的要求呈现出来。而在柏拉图那里,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就变成了具有同构性的正义话题。如果说苏格拉底是让雅典保持清醒和理智的牛虻,那么柏拉图则是给雅典乃至整个希腊世界开出医治药方的医生。他一生没有放弃对城邦的治疗责任,更不愿意留下什么未竟事业,“我想自己若是由于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而蒙羞,必定也会使哲学蒙羞。”(《书信第7封》329B)他的事业的最辉煌表现就是对共和国的筹划。
  从大的方面说,这个伟大的哲学家的思想是爱琴文明的直接产儿,从小的方面来说,柏拉图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来源:(1)早期自然科学中的本体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这个时代的自然科学成就是相当惊人的,作为科学之父的泰勒斯,据说预言了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那次日食,再有泰勒斯是第一个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水”的人,而在泰勒斯之后的哲学家,似乎都喜欢与身外之物打交道。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0左右—前547或前546)是第一个发明了日晷指时针以及第一个试图绘制大地和海洋轮廓的人,并提出了“阿派朗”概念,这个阿派朗的地位是与泰勒斯的“水”的概念是在一个层次上,都属于本源性概念;阿那克西美尼(公元前586或前585—前526或前525)是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他在老师的基础上提出了“气”的本源说,他认为通过“气”的冷、热、潮湿运动,逐渐生成了世界万物;在此之后的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30—前470)则认为万物皆源于“火”,由火转化成万物,万物又复归火;“一切皆流,无物常驻”,“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事物总是在一定分寸上或尺度上运动变化。这些思想都直接地影响了柏拉图。(2)毕达哥拉斯派的数学成就。数学作为抽象思想表达的最重要手段,几乎支配着柏拉图全部的哲学,正是在这种抽象的意义上,才确立了与现实世界分离的“相论”。(3)爱利亚学派的辨证思想。
  《共和国》是柏拉图30多篇对话中最重要的一部伦理学与政治学著作,也一部完备的乌托邦构想。对话是在比雷埃夫斯港的富豪克法罗(Cephalus)家举行,参与对话的重要人物有:格劳孔(Glaucon,柏拉图的兄长)、阿德曼图(Adeimantus,柏拉图的另一个兄长)、克法罗、玻勒玛库(Polemarchus,克法罗的儿子)、李西亚(Lysias,克法罗的儿子)、欧西代莫(Euthydemus,克法罗的另一个儿子,抒情诗人)、塞拉西玛库(Thrasymachus,智者)、克雷托丰(Kleitophon)等人。
  “作品内容”
  研究正义问题的方法
  柏拉图采用先破后立的方式,先否定那些传统的正义观,然后在灵魂观的基础上,借助于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与城邦三个阶级的类比来说明正义的实质。
  (一)对常识正义观的批判
  (1)关于“正义就是归还属于他人之物”。在第1卷中,那位中途借故退出对话的老人克法罗,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财主,就对生活的感受而言,已经对清心寡欲、平息内心的欲望有足够的体悟,主张正义就是“不要欺骗别人,哪怕不是故意的也不行,不要存在作假,不要亏欠神的祭品,不要借债不还”(331B,后文凡引《共和国》的只列出边码)。
  (2)关于“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塞拉西马库一亮相就为他的观点埋下了伏笔,从“几次想插话受阻”到“再也无法保持沉默”,然后是“一个箭步”冲到苏格拉底面前,“好像一只野兽要把我们撕成碎片”(336B),塞拉西马库趾高气扬地亮出了“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的观点(338C)。
  (3)关于“无人自愿做正义的事”。随着格劳孔的加入,正义已经不是一个关于权力、财富的问题,而是变成一个心理认同的问题。他通过对心理的描述来强化“无人愿意为正义的事”这一庸俗的正义观。我们显然必须从格劳孔所转述的那个关于戒指的神话故事(359D以下)说起:一个牧羊人由于机缘巧合获得了一个可以靠转动戒指的朝向就可以隐身或现身的金戒指,他最终靠戒指的隐形功能,勾引王后,与王后合谋杀害国王,霸占了整个王国。问题就从这里开始:假如一个正义的人和不正义的各戴上一枚戒指,当他们拥有这种超人的能力时,他们可以穿门越户、作奸犯科、杀人劫狱,更不用说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正义的人在此特殊情况下对正义的理解与“以前他所理解的正义”还能保持同一吗?这就把问题引向了最具有冲击力的两股张力之间。最终结论只能是:“无人自觉自愿地实行正义,人们实施正义总是由于受到约束”、“做不正义的事情对于个人来说比做正义之事更有利”(360C、D)。
  (二)灵魂正义
  不管是柏拉图研究城邦的正义还是个人的正义,其起点都在灵魂这里,所以如下说法并无不妥当,灵魂观是整个柏拉图正义论的“灵魂”,简单探讨柏拉图的灵魂观是深入研究他的正义理论的基础。灵魂的健康就是正义。柏拉图首先采用“三分法”来划分灵魂,并在正义的意义上来研究灵魂,最终把灵魂的和谐关系推进到城邦正义中,把原来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分中的非理性部分改进为“精神”与“欲望”两个部分。在“三分法”中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来理解“精神”,如果它仅仅体现为勇敢、义愤等德性,或者体现为适度的激情,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区别于“欲望”和“激情”,这始终是一个问题,先存而不论。就理性与肉体的关系而言,三分法与二分法下并无本质的区别,只是在三分法中要确立理性的绝对主导地位,这也是在健康灵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欲望、精神与理性三分系统中,它们仿佛都变成了一个“准自制”(semi-autonomous)术语,每一个部分都有自己的欲望、快乐与痛苦,只是这种“准自制”不是封闭的,在开放中他们最终都要适合于那个最高的理性统治。就三部分的功能与关系来说是复杂而微妙的。柏拉图索性借助神话来说明这种复杂关系,他把欲望部分比喻为一只复杂的多头怪兽,长着狂野和温顺之头,还可以随意变换,长出新的头来;激情犹如一头狮像,理智犹如一个人像。这三者合处于一个人形的外壳中,并构成灵魂整体。主张行不正义有利说的人,会放纵内心的多头怪兽(欲望)与狮子(激情),使两者为所欲为,相互吞并残杀而同归于尽。主张行正义有利说的,会让内心的人性(理智)处于主宰地位,管好那只多头怪兽,像农夫为栽培禾苗而铲除野草一样。同时,还会把狮性变成自己的盟友,一视同仁地照顾好大家的利益,使各个部分之间和睦相处,促进各自的发展(588B-589B)。这种较量,就本质而言是人性与兽性的较量,正义之举也是人性中的神性部分管制的结果,卑鄙放纵的行为则是本性中的温顺部分受到野性部分的奴役。这种冲突和较量最终需要实现一种均衡,这种均衡既表现为数学上的比例恰当,也具有音乐上的和谐特性。对身体来说,当灵魂的几个部分处于和谐状态时就表现为健康,这种健康就是正义。“当整个灵魂接受灵魂的爱智部分指导,内部没有纷争的时候,结果会使灵魂的每个部分都在各方面各负其责,都是正义的,每个部分也享受它们各自特有的、恰当的快乐,在可能的范围内享受真实的快乐”(576E-587A)。就整体灵魂来说,这三个部分一直处于调整、打破平衡与重新恢复平衡的过程中,而灵魂的和谐状态总是短暂的,所以理性的使命是一个无终止的行为,理性只能在睡眠时获得短暂的安息。作为中间性要素的“精神”它具有牵动两个端点的能力,一个斗志高昂的人,既可以表现为有理有节的战斗风格,也可以暴跳如雷,完全陷入一种无节制的复仇状态。所以,既要具备高昂的精神,又要非常节制而仁慈,这就需要灵魂的自我矫正与自我调整。一个正义的人的灵魂,在其中起作用的理性会把这个拥有它的主体塑造成虔诚、有社会责任、愿意用自己的行为换取他人的福祉。因为“伟大的人既不关注自我,也不在乎自己的附属物,而是关注正义”(《法篇》732A)。他们是哲学的发展轨迹,也是人类寻找精神家园的坐标。
  论正义的城邦
  (一)正义就是做自己的事
  当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等人探讨完勇敢、节制和智慧之后,苏格拉底说:“现在是时候,我们要像猎人包围野兽藏身处一样密切注视正义,别让它从我们视野中溜走和消失。它显然就在附近”(432B)。柏拉图不光要与几种常识正义观决裂,而且准备走得更远,最终他在新的高度上对正义做了新的阐发:正义就是做属于自己的事情,每个生活在这个城邦里的人都必须承担起一项最适合他的天性的社会工作,只做自己的职业而不兼做其他的职业(433A)。如果“做自己的事情”仅仅意味着“一个人,一种职业”,柏拉图将永远不会想到用它来作为“正义”的定义。要深入正义的实质,还必须有进一步的限制。“做自己的事情”绝不意味着封闭在一个行为中就可以获得正义的内涵,就它的限定指向而言,它既指向行为方式,也指向职业,更指向一种心理状态(以何种方式、情绪、感受、责任心对待工作),即各种灵魂状态。行为正义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化概念,处于一个比较的开放系统中。如果没有经过比较、选择,人们如何知道哪一种工作适合于他呢?而所有比较的尺度总是在自我与他人、自我与集体之间建立起来的。正义也是在这种社会交互尺度中建立起来的,“一个行为是正义的,当且仅当它被排除性地限制于尊重它能真实地影响所有人的权利”。无人可以占有他人的东西(433E),正义就是做属于自己份内的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434A),“做某人自己的事”与“拥有某人自己的东西”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做自己的事”在柏拉图那里还有“能力”和“社会效益”方面的限制。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做那种能在单位时间内获得最大收益的事务,或者是做那种最能发挥出某人的社会效益的事务。适合于某人天性的事务与其他事务相比,必然意味着这种事务能产出最大的贡献,使城邦获得最大的幸福,个人也就达到最大的正义。
  (二)城邦需要高贵的谎言
  何为高贵的谎言(415?)呢?由统治者、辅助者、农夫以及其他手艺人组成的城邦,适宜当统治者的人身上掺有黄金,身份最珍贵;辅助者身上掺有白银,身份次一级;农夫和其他手艺人身上掺有混合的铜和铁。一般生产原则是金的父亲生出金的儿子,其他同此。也不排除例外,农夫也可能生出金的儿子,金的父亲也可能生出铜铁的儿子。城邦的三个等级互不干涉,每个等级都只做自己的事务而不干涉他人的事务,节制是第三等级的主要任务,勇敢是第二等级的主要任务,智慧是第一等级的主要任务。相反,那种生来就是工匠或商人在权力和体力等要素的诱惑下想进入军人的等级,或者军人想进入护国者行列,都是不正义的表现,最终必将毁灭城邦。
  只有各个阶级做自己的事,才能确保城邦正义的实现。到此,这个大写的城邦正义就清楚地呈现出来了。剩下的工作就是要把城邦里发现的东西应用于个人(434E),看是否两相符合。当“这种人和这种城邦的这种品质”(443B)一致时,也就是正义的人、正义的灵魂和正义的城邦获得内在的统一时,正义的本质就全面揭示出来了。如果把城邦中各阶级的各司其职与个人灵魂中三个组成部分相比,灵魂的各司其职更具有本质性,因为只有内在正义获得实现,外在的城邦正义才有可能实现。这就要求一个人一定不能允许自己的灵魂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做其他部分该做的事,只有先成为支配自己的人,内部秩序先取得和谐,把多头怪兽变成一个理性的人,城邦的正义才能实现。不正义自然也就是表现为灵魂的组成部分的纷争、混乱、无序和病态,偏离各自适度的运作过程,这些常常通过不节制、怯懦、愚昧、无知等邪恶的行为表现出来(444B)。灵魂的正义与不正义的界分在于理性、欲望和精神三者是谁处于支配地位,理性处于支配地位就是正义的,而欲望和精神处于支配地位就是不正义的。城邦的正义与不正义的界分则表现为各个阶级是不是做适合自己天性的事,做适合自己天性的事就是正义,否则就是不正义。从这种类比中,柏拉图的结论是:国家的智慧和个人的智慧是相同的;同样,国家的勇敢和个人的勇敢也是相同的。其余的美德也都是这样。正如外在行为方面,正义是每个人做他应做的事情,同样,在内心生活方面,正义就是精神中的每一环节享受它应有的权利,不让别的成分干涉它的事务,让它们各如其分,各安其所。
  (三)爱智与城邦管理者
  正义城邦中的个人,必须在利益、荣誉与智慧三者中作出正确的选择,才能把自己塑造成正义的人并使灵魂健康。这既是一个有关快乐的标准,也是幸福的标准,更是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和城邦的三个阶级是不是依从正义原则的检验。
  对于爱智者、爱胜者、爱利者三种人来说,在它们之间必须确定一个等差序列。如果分别就三种人的立场来判断,则会有三种关于善、幸福或正义的判断标准。欲望与爱钱、爱情相关,把灵魂的这一部分称之为爱利者。在他们看来,有利益是最快乐的事情,而荣誉和学习则没有任何价值,除非它们能带来金钱;想出人头地和好名声的,与灵魂中的激情和精神相关,我们称之为爱胜者。在他们看来,有名声和荣誉最快乐,而视追求金钱和财富为庸俗和低级,但把学习带来的快乐视为空谈;对于爱真理和智慧的理性部分来说,可称为爱智者(或哲学家),他们只认为与把握真理和真实存在相关的学习是最快乐的,而其他的快乐都不真实。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三者中明确地划定一个尊卑界限,对于爱利者来说需要确立的原则是:利益是好东西,但猎取的手段不当则是不善,因为求利总应立足于美德,否则,拥有一切财富也是可耻的、罪恶的;财富应该比较适度;依法获取财富。对于爱胜者的限制原则是:对朋友和他所要照顾的人要平和而温顺;对敌人要无情而勇敢;行为以法律为界限;把义愤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远离财富、金银;在神圣的区域内集中生活。对于爱智者来说,是不需要法律的,因为智慧就是法律,他们也鄙视无节制的财富和荣誉,他是一个渴望与至善照面的人,他因“见到至善而受激励,他将同样经得起人生的一切不测事件;由于有一种美德,他就必然有一切美德”。
  从有关最终的快乐和城邦与个人最大幸福的立场,爱智者的身份和地位必须高于爱利和爱胜者,一个正义城邦也必须由哲学王治理。“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能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473D),否则国家就永远不得安宁。柏拉图这一构想并非是在塑造一种权力结构,而是营造在政治正义的环境,任何看到这一主张的人就想到王权意识的看法肯定是错误的。他是在构造一个正义而和平的世界,“他不能满足于此岸政体的平面罗列,他的政治思维是力图穿透这一经验的层面,探求经验事实后面的先验起源。他把追求知识的目的定义为追求至善,追求与彼岸相的融合,故而柏拉图哲学王的实质是权力与相的结合,是一个至善王、道德王、一个等待权杖的教士、未穿上袈裟的上帝”。
  (四)从“猪”的城邦到病态的城邦
  (1)猪的城邦的基本状况。简单的城邦需要农夫、瓦匠、纺织匠、木匠、铁匠、牧人、货币、商人和市场,此外还需要面包师、酿酒师、缝补制鞋的人。人们从事着与他们的品性相适合的工作,而不从事其他职业,并在适当的时机介入工作。他们自给自足,不存在基本物质的匮乏,在这样的城邦中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简朴勤劳。当城邦具备了这些基本的补给之后,人们就经常头戴花冠,赞神颂诗,四季欢宴畅饮,安康无疾,安宁高寿,最后无疾而终,且把这种生活方式一代一代传下去。苏格拉底把这样的城邦称之为“猪的城邦”(372D),当苏格拉底这样说的时候,他是在积极的意义上说的,因为至少“猪的城邦”还是一个健康的城邦(372E),也就是说,“猪的城邦”还不是一个探讨正义的场所。
  (2)病态城邦的发展走势。接着我们就要步入一种发烧的城邦(病态的城邦),当靠背椅升级为睡椅,当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为调味品、香料、香水、歌妓、糕点等取代时,奢华的生活和欲望开始膨胀了,简单的服饰需要刺绣来装点,光有简单的桌椅而没有金银首饰、象牙等各种装饰品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生活的需要了(373A)。自足的局面被打破了,新的需求不断衍生出来,城邦人口规模、技艺种类、职业分工越来越多,土地、耕地开始短缺,抢夺临近城邦的土地就在所难免。如果邻邦也一样放纵自己的欲望,随便跨越生活必需品的界限,强占我们的土地,这样战争、暴政、僭主政治等不正义行为就日趋白日化,邪恶的城邦激发了邪恶的灵魂和不正义的个人,雅典即是不正义的一个表现。
  (五)理想的正义城邦
  建立理想城邦最终是为拯救绝大多数人的灵魂服务的,“只要我们能够发现一个国家如何能够最接近我们的描述,你就必须说我们已经发现了你想要的理想国家实现的可能性”。(473A-B)柏拉图怀着一种热切的渴望想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直到在晚年的著作中依旧对此反复思量,“我的感觉就好像一个在图画上看到某种高贵的生物,或者在看一种有生命却一动也不动的真实动物,从而出现一种愿望:要是它们运动起来尽兴发挥它们所拥有的能力,那该多好啊!关于我们所描述的城邦,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蒂迈欧篇》19B-C)
  理想城邦的原型。理想的国家来自理性的灵魂,柏拉图通过心灵的构造并借助于现实的城邦“赋型”于理想国。有人会说柏拉图并不关心这种国家能不能存在,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事(592B)。对于这种“无关紧要”,其本来意思是说,由于理性国家是从心灵中构想出来的,“因此它从未建立起来过,却因此而永久地建立了”。理想国的构造过程是依据哲学家的心灵来实现的,其实施也要依据哲学家,这绝对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心灵与实践层面的一致性要求的结果。既然理想是由天才哲学家提出,实施这种理想的人如果不是天才哲学家,就无法保证这一实施过程不走样。如此一来,就在两个意义上确立了理想国家的原型,一是心灵,二是天堂。但就理性终极能力来说,天堂里的理想国还是服务人的心灵的构想。理想国的设计总不可能空穴来风,至少是柏拉图自己所置身其中的雅典城邦是不理想的,借鉴雅典之外的城邦治理模式也就成为一个必要的生长点,尤其是对于辅助者的训练与教育和儿童教育,与斯巴达的训练和教育模式很相似。但现实的借鉴绝对不是主要的,这一理想模式最终还必须提升到心灵的意义上来认识。
  理想国不是依靠法律来治理。在理想的国家中根本不需要法,正如在《政治家篇》中那个陌生人所说的那样,法律永远不能断定什么是最高尚的,对大家是最公平的,因为人与人,行动与行动之间是有不同的。没有什么东西在人的生活中是永远不变的,为一切事物永久地规定任何简单的规则是不可能的。单纯依靠法律就会导致孔子所言的“民免而无耻”。尽管柏拉图也没有完全否认法律作用,但他优先看重的还是哲学和哲学家的作用,哲学家对正义城邦的治理就是要把流行的做法全部替换,从研究哲学开始起步(497B)。把哲学和政治联结起来的重大课题,对哲学家提出了全方面的要求,要求他们拥有良好的记性、敏锐的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否则他就不能恰当地去实践理想(487A)。柏拉图认为现实的政治家必须有三顾茅庐的精诚意志,亲自去拜访或请教哲学家和知道如何统治的人,要像病人去求见医生一样,而不是统治者请求下属让他来统治。这潜在的暗示是,现实的政治都是某种疾病的患者,需要哲学家来治疗他们。对于那些病重的治理者,他们不光不会去请哲学家“出山”,还会像不会划船的水手一样,把真正的舵手称作废物和望星迷(489C)。
  治疗与灵魂转向
  恶是一种灵魂的病态,不健康的城邦和不健康的个人最终都体现为灵魂的病态,治疗病态的灵魂和使“灵魂转向”(518D-E)的惟一途径在于教育。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经历确诊病因、教育治疗、灵魂自我转向的艰辛过程。
  (一)不幸是灵魂的紊乱
  那些做了坏事的人,如果没有接受正义的惩罚,那么他就更加不幸福。凡是那些不是通过正义的渠道合理取得的某些东西或好处,只要有背正义,在灵魂深处就永远埋下了不幸福的种子。从哲学王的快乐是独裁者、僭主的快乐的729倍(579E,587C以下,599AD)就能看出僭主的不幸之巨大。故在幸福的基本变量上,柏拉图给我们提供了三个标准,对应于前面的爱利、爱胜与爱智。适度的外在善(如财富、出生等)。始终热衷于吃喝等物质财富的人会下降,终其一生都在低级范围内活动,“他们不会向上仰望真正的世界,或向上攀援进入这个区域,品尝稳定纯粹的快乐。他们的眼睛只会向下看,盯着餐桌上的美食,就像牲口只顾低头吃草,只顾雌雄交配一样,永远那么贪婪”。(586A-B)故柏拉图对护国者教育设置了很多限制条件(416C-417A),给护国者提供的住处和个人物品不能妨碍他们去履行一名优秀卫士的本职工作,比如不能有私人财产、不能与金银接触,并有苛刻的食物供应标准。适度的身体善(如健康、强壮等);最重要的是灵魂善(如正义、节制、明智、信神等)。灵魂的有序是有节制的主体的存在方式,而它的紊乱则又表现为欲望、精神和理性在序列上的混乱。惟有在理性取得主导地位的时候,主体才能正确地判断自己的行为与他应该履行的义务。
  (二)“七科”教育
  要使洞穴中的公民的灵魂从黑暗上升到朦胧的黎明,再“从朦胧的黎明转向真正的大白天”(521C)就需要一个持续的教育过程,教育科目也逐级增多。首先,自小就要进行体育和音乐方面的训练,前者塑造强壮的身体,后者用旋律和节奏来培养和谐的品德;其次,要学计算和数学;再次,要学习几何学(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天文学和声学;最后,前面六科的学习仅仅是要学习的“正文的一个序言”(531D),从可见世界转到可理解的世界,这种转变需要经过辩证法的环节,研究哲学辩证法才是最重要的科目。这所有“科目”教育完成历时35年,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处于20-30岁的人要进行综合学习,比较研究,从30岁的人群中选出资质最好的学习辩证法,历时5年。对于这些学习辩证法大功告成的人还要有一个重要的环节,要用15年的社会实践来检验他们所学的辩证法。最终,从柏拉图的教育导出这样的教育逻辑链条:理想的人格或杰出的护国者可以说是“‘兴于诗乐,立于体育,成于至善’。‘兴于诗乐’旨在培养和谐的美感;‘立于体育’,重在付诸实际的功用;‘成于至善’,志在追求完善的过程”。到50岁时,这些人就成为国家的“管理者、公民和他们自己的样板”(540B)。
  可以看出,在柏拉图的共和国中,教育是最核心的部门,不管是对哲学王的培养,还是对普通公民的教育,都显示了教育的至关重要性,教育的第一任务就是引导灵魂转向。整个转向过程需要做转向前的准备、转向中的知识储备,转向后要尽可能地把灵魂停靠在“至善”的近旁。并借助于立法和选举最适合的人来编织治理城邦的正义之网。全面的灵魂转向要求在序列上分步骤有效持续地推进,柏拉图借用三个比喻来说明灵魂是如何在教育中获得自我提升的。
  (三)三个比喻
  (1)日喻(507D-509D)。由于“太阳”与“眼睛”都拥有某种类似“射线”的功能(508B-D),在“可知世界”或“可理解的世界”中,灵魂之眼也能像肉眼(看可见世界)一样,发出“射线”去探寻真理和知识,但真理和知识还不是善型本身,仅仅是善型的儿子,就如同光不是太阳一样。
  (2)线喻。当柏拉图建构了后来哲学家称之为“相”与可感实物的二重分离结构后,柏拉图继续以“线喻”的四个等级来描摹灵魂的四种状态,即想象、信念、理智、理性。想象和信念属于意见范畴,是关于生灭世界或可见世界的,而理性或狭义的知识和理智属于“理性”范畴,它是关于存在的,即可知世界或不变世界。灵魂从线段左边的低级部分向右边的高级部分运动,每攀升一级,灵魂就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最后一步就达到处于最高级的理性知识,这一环节是在可理解世界内对数学的进一步超越,进入具有纯粹数学特征的辩证法领域,灵魂能直接借助于概念来把握永恒不变的相,即至善。(509D-511E)
  (3)洞喻。在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长长通道通向外面,可让和洞穴一样宽的光照进来。有一些人(城邦中的所有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让我们再想象在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者之间有一条路。沿着路边已筑有一带矮墙。矮墙的作用像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头去表演。假设有一些人拿着各种器物举过墙头,从墙后面走过,有的还举着用木料、石料或其他材料制作的假人和假兽。这些囚徒除了能看到火光投射到他们对面洞壁上的阴影外,其他什么也看不到。直到有个别人挣脱了绳索,反身向后,看到那堆火,然后强忍着痛苦走出洞穴,看到了太阳,方才明白以往所见无非是阴影和假象。(514A-518D)
  “线喻”、“日喻”和“洞喻”其本质力量在于甄别什么能学习,什么不应该学习,应该向谁学习,不应该向谁学习、应该看什么,不应该看什么。灵魂转向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一个灵魂只有试图拯救自我,城邦的教育和哲学家治理才能有助于他的灵魂的矫正。灵魂的自我救赎是基础,也是根本。灵魂通过追求哲学获得解脱或超越肉体的束缚,听从于哲学发出的理性感召,寻求真善美,避免罪业太重,无法涤罪,以至于下一次轮回沉沦得更深。正如沉沦没有终点一样,攀升也没有终点,但攀升赋予灵魂以和谐的尺度和自律的理性,通过逻各斯来使灵魂要素形成自恰的和谐系统,最终获得一种瞬间的对美和善本身的体验。当瞥见那鹤立鸡群的“善相”时,就自然会萌生“一览众山小”的极致感和充盈感。
  政制与幸福
  柏拉图区别了五种政制:贵族政制、荣誉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和僭主政制,伴随着这个逐步的蜕化过程,人的心灵也在悄悄地蜕变。在此基础上,柏拉图把理想的国家及与之相应的个人(哲学家)与最恶的不正义国家(僭主政制)以及相应的个人(专制僭主)进行比较,论证正义国家对社会的益处和哲学对个人的幸福意义,并指出正如僭主政制是最糟糕的政制一样,僭主也是最不幸的人(571A-580C)。对心灵的三部分区分也同样证明了人受欲望的统治是最不幸福的(580D-583A),因为快乐的人们常常把快乐的影像当作快乐本身,其本质上是不快乐和不幸福的,只有灵魂中那个我们用于学习的部分的快乐才是最真实的快乐,也是占统治地位的快乐,由此呼应并驳斥了在对话的开篇谈到的“不正义或假正义可以获得幸福”(588B-592A)。
  在对话最后,柏拉图以著名的“三种床”来说明作为摹仿技艺的诗歌,有“相的床”(或“型的床”)、木匠之床与画家之床。画家的床是对“型的床”的“三重再现”或“三重摹仿”,每一次摹仿都是对真实存在的一次剥离。“至于那摹本,原来是从模仿实在者而来的,因而没有实在性,其存在就像浮动的影子一样晃来晃去。然而,摹本从它那里多多少少获得了它的存在性。不然的话,摹本就什么都不是了。那真实而确切的理性是决定真实存在的本性的。”同时,柏拉图也从多个角度对诗歌这种摹仿性技艺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最终以神话和灵魂不死来深化作为本篇对话的主题——正义,并指出正义者应该在轮回中获得其应得的报酬。
  “简要评述”
  在古希腊时代的精神中积攒着一股高贵的沉静与清晰的理性脉络,这种沉静为哲学的沉思生活提供最肥沃的土壤,而理性则为探讨道德和知识的源起注入了最具锋芒的启蒙力量,使得第一个哲学轴心时代以它最丰富的资源区别于以后一切时代,而柏拉图则是这个轴心时代的轴心。《共和国》是对古典文明的系统总结与理性提升,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处理经济、政治、道德、教育、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综合尝试,是“一种关于人的完整学说”。作为柏拉图的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和巅峰之作,《共和国》给人类留下了以下四个问题:(1)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好人,怎么造就一个好人?(2)什么是好的国家,如何形成一个好的国家?(3)什么是人要成为好人而必须具备的最终知识?(4)好的国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引导它的公民获得作为美德之条件的最终知识?最终汇成为道德哲学始终关注的如下核心问题:“理想的国家和正义的人是如何生成的”?
  柏拉图作为“人类的导师”是最恰当的描述,他是我们的中学和大学的发明人,在他之后的哲学家始终绕不过柏拉图这座哲学丰碑。柏拉图及其《共和国》的伟大在于它把我们带回问题的“原点”,从问题的“原生性”或“原发性”出发去理解道德生活,以理性主义、整体主义和本质主义的道德情怀确立所有哲学的基本立足点,20世纪美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说:“欧洲哲学传统的一个最稳定的一般特征,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组成的”。尽管有许多人以为这是后世哲学家的自我菲薄的观点,但无论如何,在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脉络中,“柏拉图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之一,他的哲学是具有世界历史地位的创作之一,它从产生起直到以后各个时代,对于文化和精神的发展,曾有过极为重要的影响”,其影响表现为:
  (1)柏拉图所确立的思辨哲学,如恒久灯塔般指引着后来哲学的全部航行。这一思辨哲学,是内聚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要素的第一次美妙尝试,这种尝试确立了精神哲学和道德哲学在哲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菲尔德甚至认为“柏拉图哲学的主要目的可以看作为了保住一种似乎已经濒临灭亡的文明而重建思想和行为的准则”,把主体的内在价值目标以及在本体论意义上道德和哲学原则以超越时空的形式一劳永逸地确立起来。
  (2)柏拉图直接影响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精神。尽管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的“相论”将世界两重化,并提出了所谓“第三人论证”的无穷倒退的困难,主张哲学立足于现实而不是超验的“型”或“相”。但人们永远不要忘记亚里士多德从他老师那里继承来的东西远远大于他要批判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是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开创的辩证法的基础上才将逻辑分析明晰地工具化;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强调政治生活的重要和公共善的本质性意义,突出了“人是目的”的道德诉求;在公民教育观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具有清晰的和谐性,他们都主张在公民的道德养成教育上通过良好德性教化来成就城邦和个人的正义;在形而上学方面,如本体、载体、范畴和形式等问题上更有清晰的承继关系。
  (3)柏拉图直接影响了欧洲哲学的走向。波普尔认为:“柏拉图著作的影响,不管是好是坏,总是无法估计的。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可是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非柏拉图的。”柏拉图直接支配了欧洲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主流哲学中,能够很清晰地看到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这一理性哲学传统与柏拉图的紧密关联,他们与柏拉图一道“以其为人所具有的全部激情,追求普遍和必然真理,也即追求那种他们认为唯一配得上知识之美名的东西”。即使是20世纪的解释学家伽达默尔与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依旧流连于柏拉图思想的近处。同时在非主流哲学中,如情感主义等学派也是从柏拉图的欲望和激情等非理性要素中分化出来的。
  (4)对于宗教哲学的影响。黑格尔以为基督教“曾凭借柏拉图早已作出的那个伟大的开端,进而成为这个理想的组织,成为这个超感性的国度。柏拉图哲学的特点,在于把哲学的方向指向理智的、超感性的世界,并且把意识提高到精神的领域里。”尽管说基督教神学与柏拉图的神学思想有很大区别,但这种承继的渊源关系似乎在后世宗教的发展中,基督教的思想与柏拉图的神学思想最为密切。
  (5)反柏拉图主义的几种思想。几乎走完整个20世纪的天才哲学家波普尔说:“我的任务并不包括对他(引者注:柏拉图)的天才的无限称赞。我倒是要决心摧毁我认为他哲学中的有害部分”。他以柏拉图反平等、反民主为由,指责柏拉图是一个极权主义者,是开放社会的敌人,其正义也是一种极权主义的正义。分析哲学对柏拉图主义的批判。分析哲学几乎是对整个哲学的理性传统、本质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彻底的否弃,反对“作为是的科学”、道德知性和纯粹理性,而表现出反本质主义、语义化、去中心、边缘化和表面化。道德龟缩到经验主体的语言、语境、情境、表象中来。在罗蒂看来,像自然与习惯、知识与意见、存在与表象、绝对与相对、本质和表象、主观和客观、普遍主义和整体主义这套语汇必须被抛弃,“等于说我们必须抛弃柏拉图主义和形而上学,那是一种海德格尔所说的‘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的广义的形而上学。”“对于康德主义者来说,把道德义务等同于使人的行为适应于其他人类需要的要求既恶毒又愚笨”。罗蒂深深为黑格尔的哲学求索感到懊丧,假如黑格尔“‘多谈些社会需要,少谈些绝对知识’的话,那么西方哲学或许就不会熬过如此艰难的一个世纪了。”可见分析哲学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态度是多么消极。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则是对柏拉图这一理性传统的背离,它们从心理主义的情感出发来研究哲学,而置理性于不顾。
  《共和国》标志着柏拉图是西方乌托邦的鼻祖,他所展示的理性主义传统,依然在引领着我们走出洞穴、追赶理性的太阳。尽管他的思想中具有很多唯心主义的缺陷,但对于这样伟大的哲学家,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他的思想的震撼力和刺破黑夜的理性光芒,而不是聚焦于他的理论的阴影和黑暗。
  (刘须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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